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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国七雄之韩国篇申不害（第3页）

的意义在于确定了“主处其大，臣处其细”

的大原则，而且把这个原则具体化，即把名分按实际情况规定下来，然后进行任命，听取意见，检查监督。

申不害的“名”

，主要是政治概念，他的“名”

是法的等值概念，是为人君制定的工具。所谓实，也就是君主给臣下规定的责任和职权，是臣下遵从君主的规范。申不害本来是劝戒君主号施令要慎之又慎的，但其效果是加强了君主的个人专制。申不害找不到如何提高君主权威，而又能制约君主的方法，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。

“术”

是君主的专有物，是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。“法”

是公开的，是臣民的行动准则，而术却是隐藏在君主心中，专门对付大臣的。申不害说，“君如身，臣如手”

，君主仍要对付大臣是由复杂的社会斗争所决定的。春秋战国时，臣下弑君，酿成习气。现实告诉申不害，人君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民众或敌国；而是来自大臣。他一再告诫君主，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，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。

“操杀生之柄”

，要求君主掌握生杀大权，强调君主在国家政权中的独裁地位，要求臣下绝对服从君主，即“尊君卑臣”

。君主要独断，要把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，绝不能大权旁落。具体工作可以交给臣下，国君不必事必躬亲。

“课群臣之能”

，则是对群臣进行监督、考查、防范。国君任命了臣下，理所当然地要求臣下忠于职守、严格遵守法令，并要防止臣下篡权夺位。这是保证行政工作效率和国治民安的重要手段。以上主要是“阳术”

。

但只有“阳术”

还不够，还必须有“阴术”

。因为做国君是天下之大利，人人都想取而代之。“天子轮流做，今日到我家。”

这是从古至今的一句口头惮。君主要集权，某些权臣、重臣也会想揽权、篡权。因此，在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之后，防止某些权臣专权、揽权，甚至进行篡权活动就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。这就要求国君善于控制臣下，及时现臣下的毛病和阴谋。为此，君主就需要设一些耳目，及时了解、掌握臣下的情况，后来就展到搞特务活动。

申不害主张君主“无为”

，但大臣必须有能力，而且要有为。他主张任命官吏必须名实相副，即根据官吏地职务要求（名），看一个人有没有能力胜任（实），然后才能授官。而不是根据出身血统、也不是根据与君主个人关系的远近授官。要求管经济要会管经济，管司法的要管好司法，管军事的要会用兵打仗，管行政的则要懂行政、用人，任何人都不能滥竽充数。这是对世卿世禄制的否定。

申不害反对立法行私。认为国君既要掌握驾驭群臣的“术”

，又要做到正直无私，这样臣下才能忠于职守。然而，《战国策》中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：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一个官职，韩昭侯不同意，申不害面露怨色。韩昭侯说：“这可是从你那里学到的治国之策啊！你常教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以官职等级，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建立功业的兄弟封官，我是答应你的请求而抛弃你的学说呢？还是推行你的主张而拒绝你的请求呢？”

申不害慌忙请罪，对韩昭侯说：“君王真是贤明君主，请您惩罚我吧！”

申不害在韩国实行以“术”

为主的法制，经过15年改革，加强了君主集权，使韩国“国治兵强”

，政治局面比较稳定，国力也有所增强。但实行这种政策也产生了另一个后果，即“一言正而天下定，一言倚而天下靡。”

“术”

取决于君主本人的才能，君主本人比较正确，有能力，国家就会比较兴旺；相反，国家就会陷入混乱，老百姓就会遭殃。正因为申不害与韩昭侯用“术”

有余，定法不足，“不擅其法，不一其宪令”

，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韩国的问题。韩昭侯一死，韩国很快又衰落了。但申不害重“术”

的法制思想却为历代封建帝王加强君主集权提供了理论和经验，也为一些人搞阴谋诡计开了先河。

他的着作《申子》原来有两篇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说是六篇。清朝时，马国翰的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有《申子》的辑本，但不是原貌了。现存《群书治要》第三十六卷所引的《大体篇》和一些佚文。